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争做合格共产党员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面对未来，面对挑战，争做合格共产党员，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忘记走过的过去，不忘记为什么出发”，努力在把握党的性质中理清认识，在学习党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在对照讲话精神中树立标准，把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合格作为终身追求。
把合格党员的要求严起来。一个政党的属性，决定了政党全体成员从哪里出发，向哪里前进。我们党是具有严明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对新时期合格党员的标准和要求作出明确界定，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必须维护中央权威、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五个必须”，拥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四个铁一般”，以及“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四讲四有”。这些标准和要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体现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导向，贯穿着强烈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为做新时期的合格党员指明了努力方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争做合格共产党员，就要认真对照、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八个方面要求，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最新教材，作为新时期合格党员的根本遵循。只有把八个方面的要求融入自身建设全过程，坚决不忘初心、矢志继续前进，才能以不变的信仰、信念、纪律和担当做“四讲四有”的合格党员。
把成功经验的智慧学起来。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的建设史。不忘初心，就要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特征的理解，自觉遵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要求。在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结合当时的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党的建设，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延安时期，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整体上提升了党员政治素质，成功建设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延安十三年培育合格党员的成功经验，一是把加强学习作为重要前提。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在之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央把22个文件列为整风必读资料，持续不断地学习为培养合格的党员干部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二是把党性修养作为重要保证。宋平同志曾回忆说，“大批青年怀着抗日救亡的激情来到延安，他们向往共产党，但对党的性质、纲领并不甚了解。”延安时期通过党内思想斗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树立先进典型等方法，加强了党性修养，解决了党员干部思想入党的问题。三是把纪律规矩作为有力戒尺。一系列诸如《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规章制度的制定实施，构建了廉洁从政的纪律约束、制度框架。四是把革命实践作为检验标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的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抗大作风，使党员的合格性和先进性在实践中充分体现。不忘初心，就不能忘记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
把政治信念的标尺立起来。政治信念是对党员合格与否最重要、最本质的考量。坚定政治信念，就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切实把共产主义作为终身奋斗目标，点亮思想“明灯”，筑牢精神支柱，而不是视其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作装点门面的“场面话”；就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与不变，深刻理解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根本道理，切实坚定“四个自信”，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就要始终站稳党的立场，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要以理论武装为基础，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把纪律规矩的底线划出来。严明的纪律和规矩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做合格党员，就要始终在纪律和规矩划定的范围内活动，穿上“紧身衣”，常念“紧箍咒”，当好“螺丝钉”。党章是党内根本大法，是管党治党的总章程、总规矩，尊崇党章是第一位的要求。一些党员目无组织纪律、宗旨观念淡薄、对党言行不一、向党讨价还价，从根子上讲都是因为背离了党章要求。做合格党员，就要把党章作为共产党人的“圣经”，常念常修，自觉用党章提升境界、端正言行。尊崇党章和遵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要相互结合，在学习教育中强化问题导向，增强预防意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守住干事创业的基准和底线。
把道德品行的模范树起来。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道德品行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处世之基、成事之道。共产党员奉行的道德就应当是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内容包括大公无私、先人后己，服从大局、自我牺牲，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廉洁奉公、严守纪律等。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行应高于一般群众的道德品行，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道德追求，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培养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各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要从政治高度看待道德品行问题，努力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增添力量，在提升境界上下功夫，在对照检查上见实效，在作风建设上树形象，通过学习教育，切实打牢立身做人、为官从政的品德基础。
把奉献作为的精神传下来。讲奉献、有作为，既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体现，更是推进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客观需要。发扬奉献作为的精神，就要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基础，正确看待利益得失，把个人价值融入党的光辉事业里，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中；就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忘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培养为民情怀，保持公仆本色，当好人民幸福的守护员；还要努力做到无论是在领导岗位还是在平凡普通的岗位，都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发挥好共产党员先锋模范的鲜明旗帜作用。
坚持理论自主性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提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这段话突出地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创造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绝不能忽视，这就是必须牢牢坚守理论自主性。
一、坚持理论自主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坚持理论自主性原则，既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同其他阶级的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体现在它主张每一个国家的理论建构必须体现自身的特色。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无产阶级立场的新世界观，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解放道路、奋斗目标，是无产阶级意识独立性的科学理论形态，同其他意识形态有着根本的区别。坚持理论自主性，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教育群众，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划清界限，同时必须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实践、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理论自主性原则，必须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国具体国情和实际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发展。依附于外来的理论标准、话语体系，在理论上绝不可能形成独创性的建构，在实践上必然遭致失败。
二、坚持理论自主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启示，毫不动摇地坚持理论自主性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
第一，同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保理论上的先进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就同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进行论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思想障碍。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们积极开展了同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的论战，向大众传播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一种新思想上升为指导理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学者同国民党围绕着真假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等问题展开论战，在澄清真假三民主义的同时，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任务和出路等问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20世纪40年代末，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史观的破产》等文章，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些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作了科学分析。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深刻批判，为推进改革开放廓清思想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对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了有力批驳，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打牢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
第二，抵制各种外来力量控制，打破党内的理论依附思维，捍卫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中国共产党为争取理论自主进行了长期而艰辛的努力。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缺乏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和理论上的独立建构，实际上存在着对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双重依附，在重大问题上缺乏独立话语权和自主决策权。但是，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努力打破限制，在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地位分析、农民运动、领导权等问题上，发表了重要的自主性的理论观点，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普遍存在着对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并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的标志性事件。自此以后，党在组织上和理论上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斗争中，保持了自身理论上的自主性，坚持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第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和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创性的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独立自主的主动性过程而不是外在强制的被动性过程，是根据实践要求不断创新的过程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人而不是其他人，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中国人自己身上，放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上，必须是独立自主而不是被动强制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另一方面，这个结合过程是开放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而不是封闭僵化的，因此在本质上是一种再创造的创新性过程。
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理论自主性
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主性原则，充分发扬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自主性的优良传统，坚决打破各种理论依附思维，坚定地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创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虽然我们党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在思想理论界依然存在着大量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些人以“异质性”“包容性”的名义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用各种各样的“主义”“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鼓噪所谓的“普世价值论”“西方宪政论”等。对于这些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错误思想，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政治定力，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和批判，敢于和善于进行理论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一些人刻意抬高“生存论”“生活论”“实践论”“主体论”“过程哲学”的地位，力图降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一些人把西方某些学者的观点进行包装，套上马克思主义的名头，在中国思想界宣扬，制造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迷雾；一些人主观地“制造”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青年马克思主义、中年马克思主义、晚年马克思主义，割裂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一脉相承性，并挖空心思地论证这些“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文本化、学院化、晦涩化。我们必须处理好尊重差异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坚持基本原理同学术创新的关系、基本原理统一性与学术研究多样性的关系、政治性话语与学术性话语的关系，澄清模糊认识，坚决抵制把马克思主义碎片化、庸俗化，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整体性。
第二，坚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标准。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观点相互激荡，不同意识形态相互渗透，文化意识形态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一些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从来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以学术化的形态展开。他们编制了一系列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普遍标准，输出了一系列包含着意识形态内容的教材，派出大批学者宣讲符合自己意志的学术话语，为其他国家培养遵循自己标准的所谓学术精英，以学术发表、会议、评奖等形式推广他们的价值理念、发展模式和学术标准。中国早已成为这些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和学术话语传播的重点地区。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学术化的倾向和文化标准普世化的做法，在我国理论界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表现。一些学者、学术机构甚至某些管理部门，已经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对“洋教条”的膜拜当中。一些人根本不细究或者故意掩盖西方学术标准背后的意识形态指向，以适应全球化、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名义，把“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等意识形态话语平移到国内，大力推广并奉为圭臬，提出一些所谓的“理论”或“主义”来“替代”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些人把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视为学术标准，仿佛不使用这些话语就是学术水平缺失，反之才是思想精英，特别是当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这些做法提出质疑和批评时，往往被视为“缺乏时代感”“传统保守”等。
标准是最重要的导向。当前必须引起重视的是，一些部门和机构在制定学术考核、机构评估、人才引进、职称晋级的标准时，把目光盯在西方的学术刊物、评价标准上，以是否使用引进西方原版教材、是否在欧美刊物发表文章、是否有欧美留学经历作为硬性尺度。在这种导向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语”“无语”“妄语”情况。一些人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话语和契合中国实际的表达话语，而用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话语体系来阐释中国的现实。因此，面对朝气蓬勃的中国实践，一些理论文章根本不能做出有深度的分析而处于“失语”状态，或者完全把学术理论变成自说自话的文字游戏而处于“无语”状态，或者一味地按照外来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指向进行无端地挑刺和攻击而处于“妄语”状态。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真正做到政治上的坚定和理论上的自主，彻底打破对西方学术理论标准和学术话语的依赖，绝不能搞依附发展，更不能搞模式崇拜。必须把丢失的话语找回来，把缺乏的话语建起来，把有效的话语继承下来，把有用的话语引进来，把模糊的话语弄清楚，把错误的话语清理出去。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充分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构建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具有中国自身特色、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学术话语和评价标准，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当代水平。
第三，坚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原则和方法。习近平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优秀文化三方面资源，既要向内看又要向外看，既要向前看又要向后看，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特点、遵循学术发展规律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法和原则，必须认真贯彻落实。
对于国外优秀文化资源，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自己的实践和理论需要出发，学习借鉴，为我所用。一方面，必须以开放的胸怀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有益的思想文化，包括哲学、文艺、政治、法律、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合理性成分，推进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绝不能搞封闭自守、盲目自大。另一方面，必须摒弃教条主义，破除迷信思维，把立足点放在中国的实际上，把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同中国的现实实践和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使之中国化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绝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沉淀为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品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最深厚的思想资源。但是，传统文化也是一个良莠并存的复杂系统，包含着特定的时代烙印。为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发展趋势，进行甄别选择，去糟粕、取精华，克服其历史和文化局限性，以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丰富其内容。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必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必须在这方面下大功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第四，坚持构建能够推动中国实践发展的话语体系。一是建构具有自身标识性的概念系统。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是创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工作。马克思在创建科学世界观的过程中，完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实现术语革命，他所运用的经济学术语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术语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也创造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诸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小康社会、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五大发展理念等重要概念和范畴，这些都是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概念。
二是形成具有创新性的思想观点。要立足于中国实践，凝练和提升中国发展经验，分析和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产生了最新的经验，需要用新的理论来概括和总结。同时，新的社会实践也提出了众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回答。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深入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解释和分析中国道路，深化和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论和制度成果，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三是创建具有解释力的学术理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要能够形成解释现实、引领实践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阐明了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方向和方式方法；列宁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新特征，科学回答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重大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列宁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理论，不断推进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发展，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构建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我们应该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深入研究、广泛宣传、丰富发展这些创新思想。
不能以个人的思想意识代替党的理论和主张
党的理论工作者承担着研究和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的重要任务，他们所从事的理论工作因党而生、因党而立，在推进党的理论建设方面，负有重要的职责和使命。只有从发展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去认识这种职责的神圣性，自觉地把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体现到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的全过程，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党的理论工作者决不能以个人的思想意识代替党的理论和主张，任意解读甚至曲解党的基本理论和大政方针。
那么，强调增强“四个意识”，反对以个人的思想意识代替党的理论和主张，是不是就意味着限制了党的理论工作者进行理论研究和创新的空间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为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和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因此，在这个需要思想和理论的时代，党的理论工作者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具体到理论工作者个人，虽然每个人的思想观念和认识水平不同，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理解程度各异，理论水平也有高有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打着理论研究和宣传的旗号天马行空、任意解读，甚至以主观、狭隘的一己之识代替党的理论和主张，其结果只能误导干部群众对党的思想理论的认识，难以起到宣传组织干部群众的作用。其现实危害不可小觑。
去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引用毛泽东同志的名言再次强调向中央看齐的重要性：“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要喊看齐。可见，实际生活中难免存在偏差，这是正常现象，但看齐是原则。只有不断增强看齐意识，才能时刻警醒、及时纠偏，保证我们的理论宣传工作能够准确阐释党的理论和主张。
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我国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它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而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因此，党的理论工作者要姓党，首先就要姓“马”姓“共”。关于这一点，绝大部分同志的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定的。但同时也要看到，还有极少数同志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甚至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因此，实际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中，还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倾向，在一些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中存在着课堂上“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现象。我们党的理论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别的理论就会占领。当下中国，用其他理论“解读”中国现实的情况时有发生。用西方宪政理论解释我国依宪治国的有之，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解读我国经济改革的有之，把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归功于西方“普世价值”而丝毫不提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也有之。对于这些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形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因此，衡量党的理论工作者的个人思想意识是否同党的理论和主张看齐，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即是否能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阐释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内化到研究者自身的言行中去。
其次，要坚持在政治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对于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者来说，维护中央权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落实到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的行动中。关于这一点，早在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要求：党中央权威，全党都必须自觉维护，并具体体现到自己的全部工作中去，决不能表面上喊着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没当回事，更不能违背中央大政方针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党的理论工作者作为党内承担思想理论建设重要职责的群体，更应该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在公开场合对重大政治和理论问题发表观点和看法，尤其要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然而，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个别理论工作者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妄加议论等现象，有的则对党的决议进行“剪裁”，进行选择性解读。例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们党建国32年间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与此同时，也对这段历史做出了一个基本估计，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4页）这个评价是客观、全面的。党的理论工作须以党的历史决议为基本依据，一要实事求是，二要辩证全面。如果我们夸大一方面，对另一方面却绝口不提，无论有意忽视或否认成绩还是错误，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三，要坚持政治立场坚定性和科学探索创新性的有机统一。对于党的理论工作者来说，崇高责任和使命要求其不仅要有科学的理论探索精神，还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珍贵理论品质。推动理论创新，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现实需要。我们党历来重视理论创新。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大趋势，回答实践新要求，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去年底召开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十三个需要重点加以回答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党的理论工作者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加强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遵循。党的理论工作者要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同时也要认识到，由于受到专业背景、学术基础、理论水平等的客观限制，理论工作者个人的理论探索难免有一定局限性，有的理论观点甚至是值得商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时，要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注意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不是说不能对党和国家的具体政策和工作提出意见、提出批评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我们鼓励和支持解放思想，鼓励和支持对有关政策举措进行分析评估，但要把握好政治立场坚定性和科学探索创新性的有机统一，不能把探索性的学术问题等同于严肃的政治问题，也不能把严肃的政治问题等同于探索性的学术问题。”没有理论创新，就难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没有政治定力，理论研究和宣传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担负好涵养文化自信的教育使命
坚定而充沛的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样，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着力推进当代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建设的同时，也极为关注全民族文化自信的涵养与文化自觉的增进。2013年底，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的宣传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在文化方面所具有的“骨气和底气”，亦即文化自信。2014年2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3月，在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座谈中，他又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同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将“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概括为“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今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7月1日刚刚召开的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坚持文化自信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论，概括为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基本要求之 一，并深刻论述了文化自信的内涵、意义及其根据。
高校思想理论教育担负的一个重要职责，便是引导青年一代自觉涵养坚定而充沛的文化自信。担负好这一教育使命，我们需要坚持两个“有机统一”，即坚持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有机统一；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教育的有机统一。
一是坚持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有机统一。
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漫漫历程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文明，为人类文明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强大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也是滋养中华民族创造文化新辉煌的宝贵滋养。把优秀传统“传下去”，让优秀传统“活起来”，是中华民族更富朝气与活力开创未来的需要，是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应当自觉承担的重要任务。当代青年老员工有着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热情，但是，就整体而言，青年老员工对优秀传统文化了解和掌握的程度还远远不足。我们今年6月在全国35所高校完成的调查显示，95.6%的老员工对“我为中华文化感到自豪”的判断表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86.2%的老员工认为学校开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的教学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和“比较必要”；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中化传统文化类课程学习的员工仅3.9%、不愿意参加学校开展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活动的员工仅4.7%。这些数据说明了老员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意愿、期盼与热情。但调查同时表明，表示自己完整读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老员工分别仅为12.8%、9.6%、38.3%、12.5%，有57.8%的老员工表示上述四部中华文化元典自己“均未完整读过”。这些数据也从一个具体的层面，反映了老员工对传统文化接触、了解、掌握不足。在调查中，有18.9%的老员工表示不清楚自己的学校是否开展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教学实践活动，有2.1%的老员工明确表示自己的学校未开展过这方面的教学实践活动。面向青年老员工，围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设专门课程，开展相应教学实践活动，让员工走近中华元典、走进中华文化，尚需要有更多切实的举措。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认识到的是，文化自信承于古而又当强于今。在文化自信的内容结构中，基于优秀传统而生成的自信具有基础性，基于当下创造而得以强化的自信亦具核心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指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文化渊源，也指向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方面、指向于作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围绕文化自信而开展的教育，要古今并重，把挖掘历史与把握当代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加强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华文化长河奔腾向前中的不同区段。在教育过程中，要深入挖掘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苦难奋起抗争的史实，展现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斗争以及其中练就的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讲清楚这一抗争与奋斗的历程及其制度与精神成果等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对于中华文化从困境中走向新生的意义，回应各种形式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要加强对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发展进程、成就的总结和教育，引导老员工理性认识当代中国的文化国情，认识青年一代肩负的文化责任，增进创新创造的担当精神与担当能力。
二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教育的有机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是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内在地交融为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同样与道路、理论、制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无论道路、理论，还是制度、文化，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理解，都只有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整体之中，都只有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紧密关联之中，才可能更深刻、更透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之间的这种内在统一性，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共同指向性，要求我们在涵养文化自信的教育中，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教育的有机统一，不能将其人为地割裂开来。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区别。概括而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均属于政治自信的范畴。政治自信与文化自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同文化认同对于政治认同具有基础性一样，文化自信对于政治自信而言，也具有基础性，是政治认同生成、强化的重要条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自信。四个“自信”之间的这种内在结构，启示我们要加强文化自信的教育，充分运用好文化的资源、发挥好文化的力量，为增进青年一代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础。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的是，政治自信与文化自信的生成与增进，各有其特点和规律；文化自信对于政治自信具有基础性，但政治自信不可能在此基础上自发生成，如同不经艰辛建构，再坚实的地基上也不可能自己长出高楼大厦一样。这也要求我们，在加强文化自信教育，为道路、理论、制度自信打牢文化认同与自信基础的同时，还要不断提升道路、理论与制度自信教育的实效性，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教育的有机统一中，共同增进青年一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